红军总司令的党证-利来老牌

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朱德党证。资料图片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本红军时期的党证，它的主人是红军总司令——朱德。这本党证为苏区时统一印制，封面上部印有弧形字体“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正中竖印“中国共产党党证”，加盖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红色印章，下部为党证编号。党证里填有朱德的姓名、籍贯、年龄、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入党年月、备考等栏目。其中“社会出身”一栏，朱德写道，“当学生8年、教育1年、陆军学员3年、革命运动11年”。“入党年月”填写的时间为“1922年11月”。党证后面印有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封底为五星和党徽图案。这本党证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队于1933年7月签发，编号第001128号。

党证是党员的身份证明，对每个党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本饱经炮火硝烟洗礼的党证，对朱德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朱德经历了怎样的入党过程？

立志求索

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从幼年起，朱德便跟随在母亲身边帮忙干活，目睹地主对家人的无情压迫。童年的艰辛，让朱德养成了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也启发了他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受私塾先生席聘三影响，朱德不仅熟读古籍，还广泛阅读新书，开阔了眼界，萌发出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开始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1906年秋，朱德在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求学，这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进步思想的开端。他曾作诗《顺庆府中学堂留别》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诗中写道：“骊歌一曲思无穷，今古存亡忆记中。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

1909年，朱德怀揣着强烈的爱国救民思想，决定投笔从戎，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为什么要投考这所学堂呢？朱德曾回忆：“那时我还是一个农民，因为受不住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压迫，就和一些有知识的、前进的人参加了新军学校，进了云南讲武堂，我们曾利用了这个新军学校的力量，参加了推翻封建社会的斗争。”几经周折，朱德终于如愿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了他渴望已久的军事学校生活，接受系统而严格的近代军事教育。他刻苦好学，无论是学科、术科还是普通学科都取得优秀成绩。指挥队伍时，朱德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洪亮，为全校之榜样。每当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挑选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二人因而被同学称为“模范二朱”。

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朱德在校期间参加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以及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中，朱德驰骋疆场，战功卓著，成为滇军名将。可是，朱德并没有就此志高意满，反而陷入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军阀连年混战，国家陷入“四野萧萧风雨急，中原黯黯鬼神愁”的悲惨境地，朱德看到一种与他革命初心相背离的局面，那就是“（仗）打来打去，却没有出路，很多从前革命的分子、同盟会的同志们都升官发财，革命没有人来搞了，实际革命也并没成功”。从现实斗争中，朱德认识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救中国。在极度苦闷与彷徨中，朱德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摸索着革命的真正出路。

万里找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也引起朱德的注意。他通过把自身经历同苏俄的现实相比较，朦胧地感觉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1922年，朱德毅然抛弃高官厚禄，斩断过去的旧生活，踏上寻找新革命的道路。7月，朱德从重庆经上海辗转来到北京，见到好友孙炳文。孙炳文是四川南溪人，担任过《民国日报》的主笔，曾受朱德之聘在泸州担任第13旅部咨谋。二人志同道合，经常一起探讨革命问题。孙炳文陪同朱德游览了北京城，还一起去归绥（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张家口和大同等地参观，到宣化县鸡鸣山煤矿了解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从孙炳文口中，朱德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他希望在北京找到共产党的负责人，可是都不在。听说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在上海后，朱德再次折回上海，和孙炳文、金汉鼎首先见到了孙中山。对于这次会面，朱德曾回忆道：“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真诚、坚决、明智的领导者。他要我去四川打陈炯明，我拒绝了。他又要我到美国去，可是我的兴趣是去德国研究军事科学。”就这样，朱德婉言谢绝了孙中山。几天后，朱德在上海闸北的一所房子里会见了陈独秀，并提出入党的请求。陈独秀没有同意。他对朱德说，要加入共产党，就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当过旧军官的人来说，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当时已经认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自己唯一的出路，便决定远涉重洋，前往革命发源地欧洲留学，去寻找革命真理。

9月初，朱德随同孙炳文、章伯钧等10余人登上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从上海吴淞口启程，历时40多天的航行，终于抵达法国南部港口马赛。在巴黎停留期间，朱德和孙炳文听说周恩来在中国留法学生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法组织，便决定寻找周恩来。经多方打听，朱德二人终于在德国见到周恩来。朱德向周恩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和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经过，讲述了自己从贫苦少年到讲武堂军事学员、从滇军少将旅长到与军阀决裂的曲折经历，表达了他不顾一切加入中国共产党，寻求自己新生和革命道路的强烈愿望。周恩来仔细倾听了朱德的人生经历，被他坚强的意志和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所感动。他同意了朱德和孙炳文二人的入党申请，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支部的手续，并告知二人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1922年11月，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于革命特殊需要，党组织要求朱德暂不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对外公开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党员。“秘密党员”这一特殊身份，为日后朱德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帮助。自此，朱德费尽周折、历经艰辛，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人生夙愿，从此走上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伟大道路。

我是共产党员

“南昌起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这是朱德为南昌起义写下的诗篇。南昌起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起点，也是朱德彰显共产党员信仰本色的重要篇章。1927年7月21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秘密赶回南昌，利用他在南昌驻军中的人脉关系开展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早在1927年初，朱德就曾在驻南昌的国民革命军第3军中创办军官教育团，并于4月至6月间担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对南昌各方情况十分熟悉。他利用与第3军上层军官的旧情，探明敌方兵力部署；为起义部队寻找驻地；安顿初来乍到的周恩来等起义领导人。周恩来从武汉秘密来到南昌，当晚就住在朱德家中的厅堂里。7月31日晚，朱德又奉命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利用和滇军的关系，在佳宾楼宴请两个团的团长和副团长，巧妙地牵制敌军，为南昌起义胜利打响做出重要贡献。周恩来曾高度评价说：“朱德在南昌起义时，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然而，这仅仅是序幕。作为人民军队缔造者之一，朱德的作用和地位在起义军遭遇失利后愈加凸显出来。

8月3日上午，根据中共中央计划，起义军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经过1个多月的行军转战，终于到达广东省大埔县。在三河坝，起义军开始第一次分兵，朱德率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教育团共约4000人留守三河坝。随后，起义军主力叶挺、贺龙部队一路南下潮汕，在汤坑、揭阳一带遭遇严重军事失利。为掩护主力部队，留守三河坝的朱德率部与3倍于己的敌人激战三天三夜。为了保留革命火种，朱德决定率部主动撤出战斗，开始在湘粤赣边界艰苦转战。

当时，这支部队处境十分困难。敌军压境，部队四面受敌，孤立无援。更可怕的是，战士们思想混乱，许多经不起考验的人纷纷脱离部队。关键时刻，朱德挺身而出。他与陈毅等在广东饶平县茂芝的全德学校及时召开干部会议。在会上，朱德毅然决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这一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犹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为部队指明前进方向，稳住了整个队伍的军心，也彰显了朱德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毫不动摇的坚定信仰和敢于担当的政治品格。会议否决了少数同志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确定部队的行动方针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随后，朱德又适时对部队进行了“赣南三整”，即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经过整顿后的起义军，犹如革命大浪淘沙中留下的精华，成为革命的火种。1928年4月24日前后，这支历经艰辛的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点燃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燎原之火。

红军的总司令

1930年8月，朱德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1933年5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1次常委会决定，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随后，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发布《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员发党证的通知》，决定对红军中的正式党员一律发放党证。朱德的这本党证正是在这一时期统一发放的。在此前后，身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丰富的治军经验，参与领导创建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指挥红军先后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围剿”等重大军事行动。在如此紧张繁忙的战争岁月里，朱德恪守党性原则，不仅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主动参加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而且严格履行党员责任和义务。这本党证的内页，就有朱德在1933年至1934年间交纳党费的记录，上面还留有党小组长陈友才、孔石苏、罗舜初等人签收党费的印章。

1934年4月，《中央组织局关于保护党证的决定》中指出：“每个正式党员都发给有党证，表示他已得到伟大的党的党员的标号。党证对每个党员有同他入党一样的重要意义，每个党员都应完全负责保存他自己的党证。”朱德将这本来之不易的党证视若珍宝，一直带在身边妥善保存，直到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备期间，朱德才将悉心珍藏26年之久的党证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朱德都十分珍视“共产党员”的称号，始终保持着对党的高度忠诚与热情，把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这本珍贵的党证，是朱德追求真理、一心向党的历史见证，是他坚强党性和崇高政治风范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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